第五部分 (第3/5页)

阿尔芒没有笑。他站在办公室门前；卡利埃站在寨门前，凝望着远方茫茫；他坐在小船上，凝望着黄浊的河水自北往南流，我见过这种目光。

“发生什么事啦？”我说。

“他们不要共和国。”

“谁？”

“共和派领袖不要共和国。”

他的神情是这样失望，我试图在我内心唤起一个回声，一个回忆，但我嘴是干的，心是空的。

“为什么？”

“他们害怕。”

“卡雷尔<a id="jzyy_1_81" href="#jz_1_81">⁽⁶⁾</a>不敢，”斯比内尔说，“他说老百姓无法对付效忠王室的一团士兵。”

他的声音哽咽了。

“只要卡雷尔发出号召，军队会投向我们的。”

“他们怕的不是失败，”阿尔芒说，“他们怕的是胜利，怕的是人民。他们自称共和派，但是他们要建立的共和国，跟这个腐败的君主政体没有区别。他们宁可选择路易·菲力浦，而不要我们将建立的制度。”

“真的没希望了吗？”我问。

“我们讨论了两个多小时，一切都完了。有了拉斐德，有了军队，我们会赢得胜利。但是此刻军队正在向巴黎开来，我们没法跟军队决一雌雄。”

“那你们怎么办呢？”

大家默不做声，斯比内尔说：

“我们占领着半个巴黎。”

“我们什么也没有占领，”阿尔芒说，“我们的事业没有领袖，这就是对事业的否定。现在谁给人杀了，也是白死。只有停止这场屠杀。”

“那么我去告诉加尼埃，马上放下武器，”斯比内尔说。

“福斯卡去吧。他遇事比你会应付。”

这是晚上六点，天正黑下来。每个十字路口，都有保安警察和士兵守着。增援的兵团刚到不久，他们猛攻街垒。路角横卧几具尸体，有些人扛了担架运送伤员过去；几小时以来，人民没有听到一句有希望的话，也不再知道为什么作战。起义者原来掌控的许多街道现在站满了穿红制服的人。我远远看到加尼埃保卫的那个街垒仍然屹立在那里；我朝街垒跑去，子弹从四面飞来，在我耳边呼啸。加尼埃背靠在沙袋上，赤裸的肩上绕了一条血污斑斑的绷带，脸被硝烟熏得发黑。

“有什么新闻？”

“他们没谈成，”我说。

“我早料到了，”他说时毫不动情。

我对他的镇静感到吃惊，他差不多还带点儿笑容。

“军队不会投向我们。已经没有一点成功的希望。阿尔芒要求您停止战斗。”

“停止战斗？”

这次他完全笑出来了。

“瞧瞧我们。”

我瞧了一下。加尼埃身边还留下三五个人；他们脸上红一块黑一块的，每个人都挂了彩。墙边有一排上身赤裸的尸体；有人给他们合上了眼睛，两臂交叉放在胸前。

“您没有一条干净的手绢吗？”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加尼埃拿了擦他的黑脸、他的手：

“谢谢。”

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看到我显得很惊奇：

“您受伤了。”

“几处擦伤而已。”

静默了一会，我说：

“您会叫人白杀的。”

他耸耸肩膀。

“还有叫人不白杀的吗？什么东西比得上人的生命？”

“啊！您这样想？”我说。

“您不这样想？”

我犹豫一下，但是我已经习惯不暴露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有时候可以得到有益的结果。”

“是吗？”加尼埃说。

他停顿片刻，有样东西突然在他心中解开了。

“假定谈判成功，您相信我们的胜利是有益的吗？您有没有想过共和国要完成的任务？改造社会，限制政党活动，满足人民要求，镇压富裕阶级，还要征服整个欧洲，因为欧洲立即会起来反对我们。要做那么多的事，我们只处于少数地位，缺乏政治经验。今天没有获得胜利，对共和国可能还是一件好事。”

我惊讶地望着他。这些事是我经常在心里想的，但是我没有料到他们中间也有人持同样的想法。

“那又何必举行这次起义呢？”

“我们行动的意义不用等待未来来评价，若是这样，人什么都做不成了。我们决定了怎样斗争，就怎样斗争，这才是一切。”

我把卡莫纳城门关得严严的，什么也不等待。

“我在这件事上想得很多，”他干笑了一声。

“那么您由于失望才选择死？”

“我没有失望，既然我从来没有希望过什么。”

“人活着可以没有希望吗？”

“可以，如果他有某种信念的话。”

我说：

“我没有任何信念。”

“对我来说，做一个人便是一件大事。”

“一个普通人，”我说。

“是的，这就够了。这就值得人去活，也值得人去死。”

“您肯定您的同志也是这个想法吗？”

“您不妨叫他们投降试试！”他说，“血流得太多了。现在我们应该战斗到底。”

“但是他们不知道谈判没有取得结果。”

“您愿意，可以跟他们去说，”他语气中带着怒意，“他们才瞧不起呢；我就瞧不起他们的争论，他们的决议，他们的反决议。我们发誓要保卫市郊，我们要继续保卫，就是这么一回事。”

“你们的战斗并不限于在街垒上进行。为了使战斗进行到底，您应该活下去。”

他站起身，肘臂撑在一堵摇摇欲坠的围墙上，向空荡荡的路扫视一眼。

“可能我缺乏耐心，”他说。

我急忙说：

“您缺乏耐心，是因为您害怕死。”

“这倒是真的，”他说。

他突然离我远远的。眼睛盯住道路的尽头，等会儿死亡将从那里出现，这是他选择的一种死亡。火刑架熊熊燃烧，两个奥古斯丁教士的骨灰风吹四散：“唯一可做的好事，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行动。”安托纳躺在床上微笑。他们不是傲慢的人，也不是疯子，我现在懂了。这些人愿意选择生与死来完成他们作为人的命运，这是些自由的人。

第一阵枪响，加尼埃应声倒下。黎明时，起义遭到了扼杀。

阿尔芒坐在我床边，我感到他的手压在我的肩上，他向我低垂着那张清瘦的脸。

“说吧。”

他的上唇肿着，太阳穴上有一条紫痕。我问：

“他们强拉您上法庭，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以后告诉您……现在您先说。”

我眼望天花板下摇晃的黄灯。宿舍是空的，可以听到欢度节日的碰杯声、欢笑声、说话声，卫兵在宴请工人。等会儿，犯人要回到宿舍，被宴席、美酒、友情、笑声弄得醉醺醺的；他们会把床铺当做街垒，玩革命的游戏，他们会跪在地上唱起《马赛曲》，作为晚祷。我已经习惯了这些仪式，我躺在这张床上怪不错的，眼望天花板下摇晃的黄灯。过去的事何必再提呢？

“总是这样的，”我说。

“什么样的？”

我闭上了眼睛，努力钻入这个混沌的长夜，它一望无际地展现在我的身后。血、火、眼泪、歌声。他们骑马疾驰冲进城里，把烧旺的火把往屋里扔，他们的马匹踩破了小孩的脑袋、妇女的胸脯，马蹄上沾满了鲜血；一条狗对着死亡吠叫。

“他们把妇女掐死，拽了小孩的脑袋往墙上撞得脑浆四溅；血染红了道路，以前是活人的地方，只留下了一堆死尸。”

“但是四月十三日特朗斯诺南大街事件<a id="jzyy_1_82" href="#jz_1_82">⁽⁷⁾</a>怎么发生的？我要知道的是这个。”

四月十三日，特朗斯诺南大街。要回忆起的为什么是这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隔了三个月的事与隔了四百年的事，不同样都是一去不返的往事吗？

“我们到了街上，”我说，“有人对我们说，梯也尔亲自在主席台上宣布里昂起义成功。于是我们筑起了街垒。大家唱起歌来。”

他们集合在广场上，他们跑遍大街小巷喊：“打死魔鬼的儿子。”他们唱着歌。

“后来呢？”阿尔芒说。

“早晨，军队进攻了。他们拆除了街垒，冲进了房屋，见一个杀一个。”

我耸耸肩膀：

“我对您说过，总是这样的！”

一阵沉默，阿尔芒说：

“您怎么会不知道这是一个圈套？梯也尔在十二日晚上就知道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当他鼓动暴乱时，所有领袖都已被捕了，我已被捕了……”

“我们是后来知道的，”我说。

“但是您有经验，您应该看到危险，阻止他们起义。”

“他们愿意上街，我和他们一起去了。”

阿尔芒不耐烦地耸耸肩膀：

“您并不需要听从他们，而是要引导他们。”

“但是我也没法替他们看清楚，”我说。

他恼火地望着我，我说：

“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但是，我怎么可以代他们做决定呢？他们认为什么好什么不好，我又怎么能知道呢？”

安托纳在二十岁死了，他在笑；加尼埃贪婪地窥探他那个躲在路角的死神；贝娅特丽丝板着一张阴郁的脸俯视她的手稿。只有他们才是评判者。

“您那时认为他们希望遭到大屠杀吗？”阿尔芒口气生硬地说。

“这场痛苦就那么了不起？”我说。

死的人死了，活的人活着；囚犯并不憎恨他们的牢房，他们到底摆脱了沉重的劳动，终于可以笑了、休息了、闲谈了。在死之前，他们唱起了歌……

“我怕这几个月的牢房生活把您累了，”阿尔芒说。

我盯着他苍白的脸。

“您不累吗？”

“恰恰相反。”

他的声音充满热情，驱散了我赖以藏身的宁静的浓雾。我猛地站起身，走了几步。

“组织全部破坏了，是吗？”

“是的。这是我们的过错。光天化日之下没法搞阴谋。这是一个教训，今后对我们是有用的。”

“什么时候？”我说，“他们要判你们十年或二十年徒刑。”

“二十年后我还只有四十四岁，”阿尔芒说。

我静静望着他，说：

“我羡慕您。”

“羡慕什么？”

“您会死的。您永远不会像我一样。”

“啊！我愿意不死，”他说。

“是的，”我说，“我也说过这样的话。”

我把那只发绿的瓶子抓在手里，想：“我今后可以做多少事！”玛丽亚纳在房里匆匆地走来走去，说：“我今后的时间是那么少。”我第一次想道：“这是我们的孩子。”我说：

“我会设法救您出去。”

“您怎么做？”

“到了夜里，院子里只有两个看守；他们有武器；假使有人不怕子弹，可以牵制他们，让另一个身手矫健的人有时间翻过墙去。”

阿尔芒摇摇头：

“我不愿意现在跑。我们这场官司会轰动外界，我们对它抱有很大期望。”

“但是我们随时会被隔离，”我说，“我们关在一起，这是个好机会。您应该尽快利用这个机会。”

“不，我应该留下，”他说。

我耸耸肩膀：

“您也是！”

“我也是？”

“您选择殉难，像加尼埃一样？”

“加尼埃选择的是毫无意义的死，我为这件事责备他。我认为我到哪儿都不会比在这里工作得更好。”

他望着空空的大宿舍；那边，他们围着一张杯盘狼藉的桌子，大声欢笑，唱歌饮酒。

“人家是跟我说过，圣佩拉齐监狱制度要宽得多。”

“这是真的。资产阶级还有专门的房间，这个宿舍是供工人用的……”

“是啊，您要明白，”他说，“这是进行接触、进行讨论的大好机会！我应该在出去前做到把大家团结起来。”

“关上十年、二十年，您不害怕吗？”

他淡淡笑了一笑，脸上并不高兴：

“这是另一个问题。”

平原上，热那亚人在红色帐篷四周跃跃欲试，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阒无一人。我转过目光；不应该由我向自己提问题。我把卡莫纳城门关得严严的……我曾经是这么一个人，可是我已不能理解他了。

“您怎么就认为您从事的事业比您自己的命运更可贵？”

他略一思索：

“我把它们看做一回事。”

“唔，”我说。

我把城门关得严严的，我说：“卡莫纳将与佛罗伦萨并驾齐驱。”我没有其他的未来。

“我记起来了。”

“您记起什么啦？”

“我有过您这样的年纪，很久以前……”

在他不动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好奇的光芒：

“现在不是这样吗？”

我笑了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