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在上州给我变魔术吗？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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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下班早，到河边兜了一圈，拍下家附近的夕阳发给她，想到Greenpoint似乎没有汉语译名。就是“绿点”吗，好像也不常见。刚认识时，她还在读书，往往是周末她从南部飞来，有时是他去看她，周一早上飞回来上班，那时总是坐很早出发的航班，有时露水要把飞机压塌了。

她回复道，我没有再误过机了，也没有晚还信用卡欠款，正在成长为正确的新自由主义主体。

他写，图书馆的书都按时还了吗？

她写，没有再办卡啦。

他写，你走以后催你还书的信还一直寄到家里来。

她写，我知道的，你告诉过我了，你帮我交了好几百刀的欠款对吧。现在要是能用大学时的校友卡办一个阅览证就好了。不过我住的离自己当年的学校也是有点远。倒是合唱团的志愿者帮我从她们学校借过两次书。志愿者小Z学国际关系，喜欢汉服，熟悉中国服装首饰史，常在网上给古装剧挑错。有天小Z带了本民国名人书信集，拿过来翻，看到一封林徽因二十八岁时写给胡适的信，“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地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

她写，看了真想哭。

他写，自我代入了。

她写，我离做妻生仔很遥远啊！要怕也是怕从此在微信群里过一世。跟你说，我现在很会微信上沟通项目，“亲，觉得咱家的设计怎么样？”

他写，相亲饭吃了吗？

她写，还没，介绍人忙。我也没动力，如果是以前认识的人，糊里糊涂自自然然就“正常”地恋爱结婚了，也许我还情愿经受那些过程，那些家务和考验。现在我没办法带着热情把自己放到一个婚姻或者恋爱市场上去。想想和哪个人交往以后会有多少事，就不向往了。

他写，对了，no offense，我们认识以前你在国内的男朋友如今在做什么？做夫生仔了吗？

她写，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

她撒了两个谎。其一是，她感觉到一种自己正在丧失吸引力的恐惧，因此想谈恋爱，又不知从何开始，像是期待一段恋爱能落到头上似的，完全是电视剧式的情节。与其说想谈恋爱，不如说是想被人爱一下，不然自己眼睁睁地就变成一个穷人，愈来愈老，缺乏正规的职业，隔音不太好。

她有一天在知乎上搜“怎样撒娇”。以前她会吗？或许如果撒娇了，也不知道那算是撒娇，缺乏自我意识。现在大家说一定要这样做，甲方对乙方说哈，下级对上级说好的呢，男友对女友说嗯嗯。也有回答问题的人列出“男友撒娇的瞬间”，这样普遍地泛性别地鼓励撒娇，或许不算性别歧视，更像是要让权力显得柔和一些。撒娇是什么？迂回地达到目的？委婉的霸权主义？水冲刷石头？对比一下自己的微信对话框，一部分是要求，一部分是谴责，一部分是论证。

带着好奇买了一本教谈恋爱时该怎样说话的教科书。读时结合事例饶有启发，读完了忘记了。感觉需要用的时候，找不到了。

另一个谎言是，她和与敌方报纸的意识形态不共戴天的那个旧相识交往了一段，从头到尾十一天。她为整顿的事生气，在附近城中村、园区内拍照片，把合唱团排练结束后工人三三两两在公共汽车站等待的身影拍得很落寞，配文说这一切将不复存在。不共戴天说，你要是为了自己，那我尽量理解。你为别人，何苦？还发到网上去，这也许会影响到我。捋清这如何会影响他工作、前途、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后，她抱怨低沉的气氛，不共戴天说，嫌不好，你移民啊，牢骚太盛防肠断。就像以她为敌人，一份长了腿的《纽约时报》，除之不得。她迟钝地觉得不对，觉得“他不喜欢我”，开始尝试撒娇，这时她去找那本教科书，没找到，不过按照书的指点去做了，对他的笑话，一定要笑。一星期以后，不共戴天清楚地说要结束，甚至不是“嫌不好，你提分手啊”，出乎她意料。这时她开始带着怒意和不忿想，“这人不好”。

她说，真的是不合适，不可能。我比他强太多了。

他说，那肯定的。

她说，他就好像抓住了我的把柄，说，你有了钱不也很开心么。就好像我在造假。我愿意有钱，可钱不是我的目标呀。我愿意有钱，可我也不愿意为了钱就怎么怎么样。

他说，我也愿意你有钱。我真的希望你生活得好一点。

她说，他甚至不是对中国有感情，他是对中国崛起有感情。你说这是不是阳具崇拜的一种？他总说，“我的位置我的资源”，他真觉得人就是资源束。

他说，什么树？

她说，一束花那个一束，一速？平舌还是翘舌？真的，生来就是个MBA。他这样的人，真是，选择一种毫无风险的生活，自己过得舒服，但是在路边对车屁股停得离他的车太近的人大发雷霆。在高速收费口也是，前面的人耽搁了一会儿他就不高兴，喇叭使劲嘀人家。我去日本餐厅，一个大姐点单时有两个菜的区别讲不出来，大姐说，“我刚来，不熟悉，我去问问”，他就说，“那换熟悉的来”。何必呢？堵人家的活路，为自己吃饭，不让人家吃饭。人家说去后厨问，依我看已经是种道歉，再说也根本没什么可道歉的，难道为耽误了他的半分钟时间？连这他都不容忍，而且我特别讨厌“日料”这个简称，听见他说“日料”我就想吐。他还说“马勺儿”，就是那个音箱，什么玩意，我都能想象出来他跟小人物就随随便便发火，跟另外一些人就一副“同道中人呀”的样子。我看这种人是铁了心要在这里争取利益最大化，该站队站队，该分手分手，该按喇叭按喇叭。在这里过无风险的生活本身就不道德，人应该跟别人共担风险。而且他那种生活的内部也不道德。他也不想想他每天在干些什么！

他说，你还在说他。我简直要觉得你是真爱上他了。

她说，我好像是有点爱他。说不清楚。

他说，长什么样？

她说，靳东那样。

他说，那是什么样？

她说，算了，国内的段子，讲起来你也不知道。

9

他说，忙？

她说，没看。现在只有你发imessage了，平时光看微信。短信里都是垃圾信息和验证码。这个电话号码以前的号主应该是用它登记过房产、申请贷款，总有中介打电话发短信，以为我有龙湖的房子。

他说，鲍勃·迪伦得了诺贝尔奖。今天可以听一下Diamond and Rust。

她说，that phone booth in the Midwest.我现在觉得这样的歌太伤感了，煽情，简直做作。

他说，合唱团不唱这种歌吧。

她说，谁都不该唱。我平常爱和几个育儿嫂大姐待在一块。月嫂通常年纪大，说是要脾气磨平了才适合带小婴儿，哭得多，睡不了整觉，人容易焦躁。育儿嫂要带小孩运动，算起来比我大不多几岁，至少是同辈。这几个大姐真的比我聪明太多了，什么都懂，什么歌谣都会，有一个大姐认识全天下所有的动物和植物，连塞伦盖蒂和马赛马拉大草原上的动物叫声都样样清楚，有一天有人在园区门口摆摊卖热带鱼，有一泡沫箱娃娃鱼，她随口说，娃娃鱼的肺在腮上。我真的不知道！可能小时候生物课学过，早就不记得了。她说在老家一直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的《人与自然》。不是外行带着偏见想的那样，农业户口就天生熟悉动植物，要种地那当然懂物候，不是的，她是看电视看书特意去学的，娃娃鱼和角马跟平常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才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对不对，我真觉得我以前去非洲玩是浪费，凭什么是我去不是她？还有个大姐在小剧场外面种了好多牵牛花。她们做事情也清楚，情商特高，学东西超快，人又有情趣，比起来我就是茅坑里的石头。我还不是最糟糕的石头。那天有个陕西大姐看手机上的新闻，说，家乡下冰雹了，苹果要霜打了。有个大学生就问，霜打过是不是更好吃呀？大姐心事重重的，说，是能甜一点儿。我问，价格怎么变？她说，产量少了，平时收购的人来，卖三块多，霜打过估计要六块多收，那买的人肯定就少了。我就想，我以前也就像这个大学生，只知道甜不甜。

他说，与其做志愿者，我觉得你不如好好工作，赚钱，给她们捐钱。现在这样是她们在帮助你，不是你在帮助她们。或者说，你给她们的帮助是可替代的。

她说，我知道。团员也没拿我当朋友。

他说，哈哈，你看，人家拒绝被你利用。

她说，利用不了。尤其这次整顿，我深深感觉团员的斗争经验很丰富的，擅长办事，会说话，跟干部比我会讲话。

一个北京本地的大学生志愿者请大家去家里做客，父母下厨，只能在周五晚上，家政阿姨和育儿嫂没参加，去的是比较年轻的男工人，园区东门集合，一起出发。她和他们一起进了地铁站，稀里糊涂间，男工已经嗖一下翻过护栏，没刷票，过去了。看《悲惨世界》音乐剧她会觉得逃票毫无问题，挑战既定秩序的英雄主义，“占领华尔街”时她也觉得这简直令人心驰神往，以前她反思过她那种总想要遵守秩序的冲动，那是太顺服了；她更不想像那些高高在上者一样指责，“人不应该因为贫穷而不遵守秩序”，把贫穷视为借口而不是一种困境，尤其秩序并不是由逃票的人制定的，也往往不保护他们。但此刻她和他们在一起，她要逃票吗？她能买得起（他们也买得起，他们有时抱怨往游戏里充的钱太多了），社会不欠她什么，她不该逃票。但如果她买票，是否太自高自大，自视与他们不同？是不是该与他们做同一种反抗，实践同一种道德？她也想到如果逃票而被抓怎么办——于她更麻烦，她逃不掉，没有翻护栏、快跑的经验。而且她是女性，不想面对地铁警察，被谁拷住询问。可是反过来，如若被抓，她更可能被轻易释放，警察更可能接受她的解释，例如下班后太累了，一时放空忘记刷卡，或者她只是跟着前面的人，见他们翻护栏，她以为就该从这里过去；警察会相信她根本不认识他们。

如果逃票，她是比他们更麻烦还是更少麻烦？她有特权吗？取决于把哪些因素放在前面。她对自己说，I'm an awful，awful person.

合唱团微信群有时像支部，“学习了！收获大”，“主席说要做小学生”。团员对袁教授就是对领导的架势，很捧。微信群里也是男工人说话多，相互帮衬捧场，说黄色笑话，有两个尤其爱压着别人说话，解释事情。在其他地方令人讨厌的关系，这里也有。后来知道，来参加活动的月嫂、育儿嫂、家政阿姨组了全女角小群，聊得热火朝天，相互介绍工作，拉成一个月子单还能收一千块介绍费，也没叫这些“工作人员”参加。阿姨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来这里就是要文艺，唱歌，不想被谁组织，不想被谁发动，人家有人家的敏感，人家在保护自己的生活，有的阿姨有归属感的集体就是她和她的孩子，她的妈，以及她酗酒的丈夫，她想要在家外面找一些自由的感觉，也想在家中说了算，唯独不想听那些志愿者与捐款者批评她的家庭的胡话，尤其不喜欢那些人言必香港名人、德国电器、美国规矩。阿姨说，崇洋媚外。

她有时相信，有时不相信世界大同。

还有一次，她在园区外配钥匙。走回住地，发现少了一把，估计忘在钥匙铺了，回去找。算一算刚才交了九元钱，应该拿到三把，一开口，对方劈头盖脸骂过来，“谁多收了你的钱！我们可没有！”她说，我少了一把钥匙，不知丢在哪，来问问。对方说，“你是狗屁！”她就走了。

他说，可能有阶级仇恨在里面。穿得好，住好房子，还嫌贵。

她有气无力地说，都整顿了，哪里是好房子。

他说，跟城中村的比就是好房子了。

她说，总有人期望我吃苦。有一次和园区保安因为噪音的事有矛盾，保安说，“就应该来个男的教训你一下”。我起初以为是要打我的意思，我还想，保安自己不就是男的吗？突然反应过来，是“干死你”的意思。还有一个合唱团成员，木工，负责男声部的，有点像袁老师的助理，副团长那个意思，他骚扰了一个女大学生志愿者，比骚扰严重，算是性侵了，老师出面劝解，也就不了了之，好几个人去劝那个女孩，说要有大局观，组织生存下来不容易。

他说，啊？什么情况？

她说，骚扰和性侵之间吧……未遂。我说不清楚。你别问了。

他说，有没有人骚扰你？我一直担心。

她不想回答。这里区分出三类流浪的“无主妇女”。第一是企业家，极其有钱成功的单身女性，大家把她们当作男人。注意必须要足够有钱，单是有名望或是成功是不够的。第二类是“绿茶”，危险的、威胁旁人的美满家庭、有诱惑力的单身女性，大家对她们是欲除之而后快，不能从肉体上消灭，就从名誉上消灭。第三类是受欺凌和嘲笑的人，第一类没钱就变第三类，第二类长十岁也变第三类。

三种各有各的道德问题，分别是丑、坏、怪。你觉得我是哪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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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Connie说她觉得在北京很少能喝到真正的咖啡。她准备搬回上海住。你觉得呢？真的不好喝吗？

她说，神经病。你在乎咖啡吗？反正我不在乎。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咖啡”，咖啡多得是，Connie是个bitch。Connie干吗挑挑拣拣，究竟是因为她是上海人，还是因为她是加拿大人？我也不觉得人们真的在乎那些生活享受。有一半人是硬要说自己在乎，那就不是在乎咖啡，是在乎自己究竟是谁，还硬要借咖啡说出歧视和偏见。另一半人是没有别的事情能自由自在地在乎，所以都去找咖啡店，去找真正的煎饼果子，要吃到真正的煎饼果子可累死了啊，还要排队。北京现在很时兴喝奶茶，好像先从南方流行起来的，最近这两周，跟别人一起做项目，总去他们办公室，下午我也凑单一起买。选奶茶口味这个事情像成人的乐高积木，要选好久，商量聊天。就像在办公室里去洗手间，多去几次多待一会儿就感觉赚到了。

他说，我和Connie真的没什么。你一会儿为北京代言，受不了别人贬它，一会儿又受不了北京。

她说，我愤世嫉俗，行了吧？我觉得她特别傻。我自己以前也够傻的，我前几天还想，以前我为什么要跟着别人把“再见”说成说“Ciao”啊，我跟意大利有什么关系呀，我神经病吧！还Patti Smith，什么呀，我怎么不说最爱《军港之夜》啊。

他说，我现在有时候也说“Ciao”。

她说，傻死了。还不如“撒由那拉”好点吧，至少还算东亚。

他说，那绝对不是。你又政治幼稚了。

她说，总之我现在完全不在乎吃喝。你记不记得以前我还徒手杀过泥鳅，二十八条，砂锅炖的。

他没说话。那次是两个人出去玩，下午到达，顺路去唐人街买菜。夜里时差醒来，睡不着，把盆里的泥鳅杀掉了吃。事后各执一词，她说是由她戴手套开膛破肚，虽然他曾经是医学预科生，他说是她在网上查到要先砸晕，让他去砸，应算是他杀掉的。那段常以此玩笑，看到超市柜台也想起泥鳅，看到池塘也想起二十八条，如今好似突然讲古。

她说，我最近参加的这个项目有没有跟你讲过？他们买来一套儿童绘本，想拍短视频，做成“大IP”。那套书很可爱，有一本没有字，每页都是好多彩色的大点点。这一页上是中间成一横排，下一页就都在左边星星点点的，再下一页零零碎碎堆在页底。小朋友还不知道书页和现实的差别，就说，乱啦，乱七八糟啦，掉到地上啦。

他说，不可能不知道吧。

她说，也是，也许小孩子表达方式就是那样。我宁愿天天和小孩在一起。我差不多知道该怎样生活才安全了，但我也害怕。我也不能保证——我也不想——什么都跟——永远都跟——绝大部分人一样。

他说，你讲得自己跟聂隐娘似的，“我一个人，没有同类”，这么哀怨。

她说，你看啦？

他说，亚洲协会放过几次。有段时间交往了一个日本女孩，一起去看的。

她说，哈，我才知道。真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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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了几稿后，她问他，现在作为一篇小说，它有没有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