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本伦敦日记 (第4/5页)

“好吧，摩加迪沙，摩加迪沙，摩加迪沙。”

“如果你不遵守，那搞个安全流程还有什么意义。”

“安娜就站在我旁边呢。我总不能到处嚷嚷‘摩加迪沙’吧。”“那我们要换个暗号吗？”

“不，不，不。有什么新消息吗？”

“没有看到接头人。”

“那就奇怪了。好吧，你继续待在那儿。”

星期二，我步履艰难地跨过通往城堡的桥梁，但我受不了再进去一次了，我带着自己的书在咖啡馆安顿下来，点了啤酒和三明治。天气寒凉，我坐在店里——里面基本空荡荡的。

两个女孩走进来，坐下。我感觉到她们都盯着我，窃窃私语地讨论着什么。两个人的头发都染得很难看——一个染成金色，一个染成胡萝卜似的红色。最后，我终于朝她们望去，笑了笑——这似乎让她们下定主意，坐到我这一桌来。

“你他妈的在搞什么？”金发女子严厉地悄声对我说。

“我们他妈的在火车站坐了两天。”胡萝卜头说。

我解释，我接到的指令并没有说要在火车站跟谁碰头。我道了歉，并提议请她们喝酒，就算是讲和。她们喝了两瓶啤酒。她们的英语都说得很好，不停地抽烟。

“我叫蒙斯图尔特。”我说。

“你怎么这么老？”金头发说，“他们在英格兰找不到年轻人吗？”

“不，不，”胡萝卜头说，“这招儿很聪明。太他妈聪明了，你仔细想想。像他这种穿着套装和大衣的老头，没人会怀疑什么的。”

“是呀……”金头发说，“我，呃，叫英格褒。”

“我叫波吉特——不，是叫佩特拉。”红头发诚实地纠正自己的错误。她们俩都忍着没笑。

“我相信你们俩有要给我的指令吧。”我说。

“没有，”佩特拉说，“我想，是你有东西要给我们吧。”

“我得先打个电话。”

我走到电话亭，不知为何，给纳皮尔街打了个对方付费的电话。

“你愿意接听洛根·蒙斯图尔特先生打来的由您付费的电话吗？”

“当然不愿意。”蒂娜·布朗维尔说完挂断了电话。

我跟佩特拉和英格褒说，她们只能那天晚上迟点再跟我碰头了，等我六点钟给伦敦打完电话再说。我们约定在车站对面的咖啡酒吧见面。

我在约定时间给维维安打电话。

“摩加迪沙。”

“别他妈废话了，蒙斯图尔特，这又不是童子军。”

“这是你的主意呀。”

“好吧，好吧。发生了什么事？”

“她们跟我联系了，但她们没有指令。”

“去他妈的！”维维安破口大骂了好一会儿，“他人呢？能让他来接电话吗？”

“谁？”

“接头人啊。”

“实际上，是两个女孩子。我稍后会跟她们碰面。”

他说他会打几个电话，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闲逛到车站，发现佩特拉和英格褒坐在灯火通明的咖啡馆窗边。我们点了烤鸡和薯条，喝了啤酒。两个女孩都抽烟。我从佩特拉的肤色推测，她原本应该是金发，后来才染成红色。她有双蓝眼睛，总是面带愠色，噘着嘴巴，脸上有很多小痣。英格褒原本应该是黑头发，后来用双氧水将头发漂成金色——她嘴唇很薄，棕色的眼睛总是滴溜溜转着，下巴上有道竖缝。

我们边吃边聊，就像在大学食堂里碰面的交换生。她们对SPK和约翰·维维安都很好奇。我只能含糊其词地回答她们。

“你认识伊恩吗？”佩特拉问。

“认识，不熟。”

“可怜的伊恩。”英格褒说。

“为什么是‘可怜的伊恩’？”

“那帮猪猡朝他开了枪。他们杀了他，开枪把他打死了。”

“我们说的肯定不是同一个伊恩<a id="commentRef_31732" href="#comment_31740">^[18]</a>。”我说。

佩特拉看着我：“你有枪吗？”

“当然没有。”

她打开她的手袋，给我看里面的东西，像一把自动手枪。

“我也有一支，”英格褒说，“还有，这是给你的指示。”是苏黎世一家酒店的地址：境域酒店。又要回瑞士了。

出于坦诚，我把这些都记下来，也是为了表明我目前的处境。佩特拉给我看了枪，英格褒又坦白说她也有一支后，我立刻对这两个邋遢又神经过敏的女孩产生了热切的性欲。事态发展的转折没有引起我的警惕，反而让我很想邀请她们跟我一起回加斯陶斯—凯塞林酒店，跟她们都发生性关系。这是不是自封的“城市游击队员”的花哨魅力里危险的一面？不知为何，那种“游戏”总能掩盖残忍的现实？我意识到，“摩加迪沙行动”到目前为止已比我预计的要邪恶得多，可我就是没办法认真对待它，我不相信这两个效率低下、爱斗嘴、头发还染得很难看的姑娘会造成任何威胁。她们激起我的兴趣、好奇和性冲动。可我也得承认，短暂的反思后，我开始惊讶于自己的愚蠢和天真。我以为我这样神神秘秘在德国到处旅行，是在干什么？组织什么全欧学生的示威吗？为左翼慈善组织运送资金吗？约翰·维维安那种坏男孩的偏执和愤世嫉俗似乎不过是一种态度、一种伪装、一种显得“很酷”的方式——所有这些的目的，也许正是为了把安娜和蒂娜这样年轻漂亮的女人吸引到他纳皮尔街的巢穴中。在火车站这家灯火通明的咖啡馆里，我突然看清这种极端主义冷酷而残忍的后果——无论左翼或右翼，他们似乎都以自己喧扰、爱惹事又杂乱无章的方式，最终被卷入一定程度的暴力对抗和个人伤害。这个世界的约翰·维维安们，用激进主义把自己逼进政治的角落——唯一的出路只有枪或炸弹。

我付了账单，起身准备离开。

“认识你们很高兴。”我说。

“哎呀，别，”佩特拉微笑着说，“我们还要跟你一起去苏黎世呢，蒙斯图尔特。”

跟约翰·维维安的对话。

“她们什么？”

“要跟我一起走。”

“他妈的，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们都有枪。我不想干了，维维安。”“她们才没有枪——她们是吓你的。”

“这不是什么违法的事吧？”

“你就是个在欧洲度假的七十五岁老头。”

“七十一。”

“什么？”

“七十一岁老头。”

沉默。接着：“那就跟她们一起去苏黎世吧，等你到那儿接上了头——”

“跟谁接头？带谁接头？”

“会有人找你的。暗号是‘摩加迪沙’。干好你自己的事，甩掉那两个女孩。别担心什么枪不枪的。这事不危险。”

“我快没钱了。这两个女孩说她们也破产了。”

“我给你往苏黎世的美国运通再汇一百。刷你的信用卡嘛。”

“我没有信用卡。”

“那就省着点花。”

佩特拉、英格褒和我坐火车进行了一趟非常难受的旅行——整夜都在火车上，三等座，吸烟车厢——我们从汉堡坐到斯图加特，换乘后继续朝苏黎世进发。在此期间，我只不受干扰地睡了大概两个钟头，吸进了大约两百支香烟的烟雾。在海关和入境检查处，我坚持我们分开接受检查——我暗暗自豪地发现，我还没有忘记以前在海军情报处接受的训练。我们找到美国运通的办事处，拿到一百美元，我把它换成面额小得可笑的瑞士法郎。接着，我们入住境域酒店——一家使用过度的现代化酒店，不记名。我们的房间里有张双人床和一把展开的金属躺椅，上面铺着橡胶床垫：是给我睡的。酒店服务员没有对我们的住宿安排发表任何评论：显然，境域酒店的原则要求他们保持沉默。女孩们立刻就睡着了，她们蜷缩在羽绒被下，只脱掉了鞋子和外套——如同逃亡中的犯人，我突然冒出这个念头。不知为何，我所有的性幻想都消失了。此时，我只感觉自己像个被人利用的叔叔，带着两个愤愤不满的极端主义侄女。

六点，我给约翰·维维安打电话。

“我还需要钱。”

“我昨天才给你汇了一百，天哪。”

“这里是瑞士，而且我们有三个人。”

“好吧，我再给你汇点。玩得开心点，兄弟。”“我是一定要回来的，你可记住了。”

“记住了，当然。”

“顺便说一句，我辞职了。”

“从哪儿辞职？”

“从社会病患集团辞职。从‘工作圈—直接行动部’和‘工作圈—通讯部’辞职。从纳皮尔街辞职。等我一回去就结束了。大功告成了。玩儿完了。”

“你太夸张了，蒙斯图尔特。等你回来了我们再谈。小心点。”

那天晚上，我拉着两个女孩起床，在某处广场上找到一家比萨店。两个女孩看起来都阴郁又紧张，一言不发地吃着比萨。吃完后，她们问能不能拿点钱买“大麻”——她们说想要那种飘飘然的感觉。我说不行，于是她们又回到郁郁寡欢的沉默状态。我们四处闲逛，组成了奇怪又尴尬的三人组，我们看着商店的橱窗，最后，英格褒看到小巷里有个酒吧，她提议我们去喝一杯。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便冒险进去了。服务员拿来鸡尾酒酒单，价格贵得惊人，我们选了稍微便宜一丁点儿的啤酒。两个女孩买了香烟，给我一支。我拒绝了。

佩特拉：你不抽烟吗，蒙斯图尔特？

我：不抽。我以前抽，现在不抽了——太贵了。

英格褒：他妈的——你总得给生活找点乐子吧，蒙斯图尔特。

我：我同意。我喜欢乐子。我现在就在享受乐子。

两个女孩用德语说起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