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本伦敦日记 (第2/5页)

这个消息让他很沮丧，他开始列举自己的毛病——动脉硬化、心绞痛，以及越来越聋的耳朵。我们在崩溃啊，洛根，他不断地说，我们这些可怜的老东西。

我任由他喋喋不休。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老，但我必须承认，变老的迹象无处不在。我的腿越来越细，因为肌肉在萎缩——腿上几乎没有腿毛了；我的屁股在消失，裤子后面变得松垮垮、空荡荡的。还有件滑稽的事：我的阳具和睾丸似乎更松弛、更下垂了，在两条腿之间晃得更自由了。而且，它们看起来更大了，像是我刚从热水浴缸里爬出来时的样子。这到底是普遍现象，还是只有我这样？

我忘了说，在我为格洛丽亚哀悼的这段时间里，我收到了诺埃尔·兰格办公室寄来的一封信，说一位西普里安·迪欧多内<a id="commentRef_29472" href="#comment_29502">^[4]</a>先生在遗嘱中给我留下了一处法国的房产。有那么疯狂的一瞬间，我还以为是西普里安自己在凯尔西的大宅呢，但认真看过地址又查阅地图后，我发现那应该是一幢位于洛特的房子，在圣萨比纳小镇外。我写了封回信说，把它卖掉。格洛丽亚把她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我，包括她活期账户里的九百英镑（谢谢你，毕加索）、两手提箱衣服和存放在锡耶纳一处仓库里的物品。我该拿那些东西怎么办？我需要的是真正的财物。

［六月七日，星期一，上午十一点半，在鲁帕斯街横穿马路时，洛根被一辆超速行驶的邮局货车撞倒，伤势严重。他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圣托马斯医院手术。他脾脏破裂，头骨骨折，左腿有三处完全断裂，全身的严重瘀青和擦伤就更不用提了。

手术后（他的腿里打入了钢钉），他被转到佩克厄姆的圣波托尔福医院C病房。日记从事故发生大约四周后重新开始。］

7月5日，星期一

总有些老太太带着拼图书和针线包来病房转悠，其中一位帮我弄到了圆珠笔和书写纸，所以，我终于能把我对这个炼狱的印象记录下来了。今天吃了瑞士卷和蛋奶冻，是这周的第三次。对不起，可瑞士卷不是布丁；瑞士卷是蛋糕。餐饮部里一定有人贪污了本该买好布丁的钱。这就是这个地方的特色——这里建于十九世纪，依然保留着那个世纪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C病房是一个天花板很高的巨大房间，像个乡村议事堂或学校礼拜堂。为了发挥病房的作用，他们在三面墙上都装了又长又细的窗户，好让更多“具有治愈效果”的阳光照射进来。病房里有三十张病床，是原规划的两倍，护士们手忙脚乱，疲惫不堪，脾气也都很大。我在中间走廊的病床上被困了两周，后来宝拉——唯一叫我喜欢的护士——才想办法把我挪到角落。所以，现在我旁边只有一张病床——病人是个醉鬼老头，让我很不满意。这些阳光炙热的七月天里，病房被烤得像间温室。下午三四点，我们都躺在床上直喘气，大汗淋漓，尚有力气的病人会掀开被子，用杂志或报纸给自己扇风。我实在不愿多想从掀开的被子里冒出的那股像沼泽地似的恶臭气味。它让我管中窥豹地想象到维多利亚时期的情形：想想吧，当时大家一到夏天都热得无法忍受——他们穿的衣服更厚，穿在身上的衣服层数更多，而且，那个时候脱掉外套还是不礼貌的行为。男男女女的身上一定都臭气熏天。除此之外，还有街道上的马粪……十九世纪的伦敦一定比粪坑还臭。

左腿从脚底直到屁股都被裹在石膏板里，我基本无法活动。我在瓶子里撒尿，如果我要拉屎，就只能喊护士。我不肯用床上便盆，所以，她们只好用轮椅推我去厕所。在厕所，我自己坐到马桶上解决问题。厕所的隔间没有门。护士们都恨我不肯用便盆。

腿上打了石膏唯一可能算是好处的结果，就是我能享受海绵擦身浴。虽然擦洗的护士动作粗鲁而迅速，但在那两分钟的时间里，我仿佛又重回婴孩时期——有人把我的胳膊抬起来，把胳肢窝擦得干干净净，冰凉的海绵会绕开我的私密部位，然后我往前俯身，让她们把我的背也擦一擦。她们会直截了当地用毛巾擦干水，再扑上爽身粉，结束整个流程。要是大胸脯的弗洛斯特修女能露出一边乳房让我嘬嘬，那这画面就完整了。

医院的食物很恶心，真该遭骂——是我自打在艾比学院读书以来吃过的最差的伙食。我们吃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恐怖食物：用稀糊和罐头蔬菜做成的肉馅；没有鱼的鱼肉派；咖喱蛋；半生不熟的酱饺子加粗糙的蛋奶冻。你不得不吃——尤其是我，这种被困在病床上的人。每天有人推着小推车来转一次，你可以找他买饼干和巧克力，以补充营养。膳食的搭配也很糟糕。每个人都在为便秘而抱怨。

宝拉是我唯一喜欢的护士，因为她叫我蒙斯图尔特先生。我谢谢她，并问她姓什么。“普雷茉利。”她说。好吧，那就是普雷茉利小姐了，我说。可她还是让我叫她宝拉，免得其他护士觉得奇怪。这个姓很有趣，我说。她告诉我她是从马耳他来的。可你的头发是红色的呀，我不假思索地说。那你的头发还是花白的呢，她回答，这多滑稽呀。

（事后补记。我对于那次事故的记忆很不完整，断断续续的。自从回伦敦后，我就常常发现，邮局货车无一例外开得飞快，司机像生怕错过什么重要安排或截止期限。撞到我的那辆车当时应该开到了每小时一百或一百一十千米。可被撞完全是我的错：我脑子在想别的事，我压根儿没看就走上了马路，如同在自家厨房里一样随意。显然，我被巨大的冲击力撞飞到十五米之外。我对撞车本身毫无记忆了，也没感觉到疼痛。两天后，我在圣托马斯医院醒来，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在做什么。我能活下来是很幸运的，他们告诉我。邮局客户关系部的人给我送来一束枯萎的剑兰，“祝愿我尽速康复”。这个形容词真是用得太差劲了，我记得自己当时这么想。）

（8月—9月）

来自C病房的观察

今天进行了长时间的肠道排空，我才意识到自己已便秘了两个月。感觉好些了，同时也发现自己瘦了不少。我现在就像只又瘦又老的秃鹰。该剪头发了。

尽管没人会真正承认，但这里其实就是老人病房。这里的病人没有低于六十岁的。它既是老人病房，也是癌症病房。我们都是有着老年病的老人。很多人在这里死去。只是病房太大了，我没办法准确计数，而且她们总把病人移来移去的（为了隐瞒死亡率吗？）。自从我来了这儿，依我说，死了大概有三十个人了。

宝拉昨天去度暑假了。你要去哪儿？我问。马耳他呀，傻瓜。她的脖子上挂着金十字架项链——她是信天主教的好女孩。替她岗的是个叫盖瑞的男护士——他身上有很多可怕的文身。

我最痛恨的人离我四张床。他叫内德·达尔文，我叫他“不紧张先生”。护士们都很爱他：他从不抱怨，总是乐观积极，见到谁都笑容满面，他好像还挺享受这里的伙食的。他中了风，但还能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到处走。他知道所有护士的名字。有一天天气特别热，他走到我床边，叩了叩我腿上的石膏。“这下面一定痒得快要疯了吧，我敢担保。”他是那种老把“我敢担保”“是不是吧”“感激不尽”之类的话挂在嘴边的人。我让他滚一边去。

我要求和管理/行政人员见面，抗议厕所隔间没有门的事（这也是造成我们集体便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此举可以说是以毫不含糊的方式在惹是生非，并因此招来了护士比往常更阴沉的表情。终于，一位身着正装的年轻人出现了，听完了我对他说的话。“这样设置是为你自己的安全考虑，洛根。”他说。我让他叫我蒙斯图尔特先生，他置之不理，之后甚至什么称呼都不叫。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只是愈发巩固了我麻烦精的名声。

《马丁·瞿述伟》<a id="commentRef_29731" href="#comment_29757">^[5]</a>里对佩克斯列夫一家去伦敦旅行的描述（第八、第九章）是英国文学中喜剧描写最伟大的段落。值得讨论。

我脾脏的排液管被移除了。腿上的伤痛似乎也有所缓解。到目前为止，骨折的头骨也没有引发其他并发症。自从来了这儿，我至少见了十个医生，每个在接手我的病例时似乎都一无所知：“那么，你是出了什么车祸吗？”“哎呀，我看见你的脾脏破了。”我不怪他们，我也不怪护士。我痛恨待在这个可怕的地方——天知道在这里工作是什么感觉。但我始终认为：一定还有更好、更人性化、更文明的方法来照顾我们这些老弱病残。如果要承担这个责任，那国家就应该全心全意地做好：每个人都被这个纷繁琐碎、睚眦必报、斤斤计较、冷漠麻木的世界伤害到了。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受重伤且严重不适；是我第一次做手术并接受全身麻醉；也是我第一次住院。那些一直拥有健康的幸运儿会忘记属于病人的这个庞大的平行宇宙，忘记他们每天遭受的痛苦和严峻的考验。只有当你越过那条界线，进入病人的世界后，你才会意识到它沉默而庞然的存在，以及它令人忧惧的永恒。

病房新来了个修女：“我听说你不肯用便盆。”你听说的没错，我说。接着，她说，我要是“需要上厕所”，要么自己去，要么就用便盆，不会再有护士用轮椅推着我来来去去了，太浪费宝贵的时间。那你最好帮我找副拐杖来，我说，因为我是绝对不会用便盆的。医生还没有批准你使用拐杖，她带着胜利的微笑说，说完给我拿来了便盆。我要拉屎时，只好自己挣扎着爬下床，用尽全力走到“不紧张先生”那里。“我能借一下你的拐杖吗？谢谢了。”我知道他不想借给我，因为他怕自己会惹上麻烦。讨厌鬼。

脾脏。我破裂的脾脏。我在百科全书里查了这个词。“脾脏是一个小的紫红色器官，位于横膈膜之下。脾脏能过滤影响血液的外来微生物。”我的脾脏在车祸中破裂了。在中世纪，人们认为脾脏是忧心愁绪的来源。所以才有了“脾气差”的说法——它是一种更容易出现忧愁或压抑情绪的倾向，一种更容易闷闷不乐或暴躁易怒的性格。我担心，我破裂的脾脏已将它特别的毒素释放到了我的身体里。这是引发我新的愤怒和仇恨的原因吗？

我担心我的公寓——那里几周都没人去了。宝拉问我，为什么从没人来看我。我说，我的家人都住在国外——可悲的谎言。我说，我的女儿在美国。“不管怎么样，她还是得来看看自己的爸爸吧。”宝拉说。

来了位罗马天主教的神父。“宝拉告诉我，你跟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宝拉是怎么知道的？难道我们会在某个方面暴露出信仰吗？某些特定的语言、表情、动作什么的……我们的共同之处一定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我告诉他，我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在十八岁时就失去了自己的信仰。他问我，难道我这辈子从没感觉到上帝的爱吗？我让他看看这个房间，看看这些人承受的折磨和痛苦。可上帝就在这个房间里呀，他带着微笑坚持说。我说，没有哪根准绳能量出我无信仰的程度——我给他引用了乔伊斯的朋友约翰·弗朗西斯·伯恩的这句话。他不知该如何回应，我请他离开。

睡我邻床的老人今天早上去世了。他像是被钉死了一样躺在床上，纹丝不动，氧气面罩在他脸上咝咝喷气。只有他的眼睛在表达着什么，时不时朝我转来，让我惊恐。最后，我决定把这当作一种信号。我翻身下床，揭开他的面罩。

“你是英国人吧。”他悄声说。

“差不多吧。是的。”

他鼓起的眼睛四处闪烁，像只变色龙。

“把管子拔了，兄弟。我想走了。”

我四下张望。有那么疯狂的一瞬间，我觉得我真会这样做，可我看到一个护士朝我们走来。我把他的面罩戴了回去。两个钟头后，他死了。

辛格先生（洛根楼上的邻居）来看我，带来攒了几周的邮件。他告诉我，我公寓的电话和电都被停了。他带来从邮局拿来的表格，可以授权给他帮我领养老金。这个印度老兵是个好人（我得解释一下：辛格先生曾在印度军队短暂服役——所以，我叫他印度老兵，他叫我司令）。他坐下来跟我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我住院期间，他做了个输精管结扎手术，最高兴的是辛格太太，他从没见过有人像她那么开心。自从他来探望后，我感觉自己在病房里的地位有了变化——现在我更神秘了。我为各种未付的账单写好支票，交给他帮我寄出去。

“不紧张先生”今天出院。他一瘸一拐地走出病房时，护士们都围拢过来为他鼓掌。轮到我出院时，只怕见不到这样的场景。我旁边又来了个临终病人——晚上总发出可怕的呻吟声——我开始怀疑我被排挤了。

今天，我左腿的石膏拆了，露出苍白无力、毛发浓密、满是疙瘩的一条腿，只有右腿的一半粗。我注意到胫骨上有个奇怪的扭结，应该是断掉的骨头没有连接好的地方，外科医生看到时也皱起了眉头。大腿和小腿的肌肉几乎完全萎缩了，所以医生向我保证，每天会给我做两个钟头的理疗，帮它重新恢复。随着身体机能的康复，我感觉我的情况不算紧急了。医护人员应该也有同感。

厕所里的一个隔间装了门。微小但甜蜜的胜利。

9月8日，星期三

我必须把这件事记下来：我的视力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今天早上醒来时，我看到我视野所及的世界的一半——上面的那一半——被一团只能形容为是旋转着的棕色迷雾给遮住了。像是某种有毒的雾气降了下来。可一转头，我才意识到，变色的是我的眼睛，而不是眼前的世界。

来了个医生，是个年轻的僧伽罗<a id="commentRef_29952" href="#comment_29960">^[6]</a>女人。她问我是否对某些特定的食物过敏，并给我预约了心电图检查。我告诉她，我曾遭遇意外，头骨骨折。什么意外？她问。我在这里待了太久，那车祸已是陈年旧事了。我解释给她听后，她不再提过敏的事，而认为我应该去看脑神经外科医生。

9月9日，星期四

迷雾散去。今天早上刮胡子时，我突然意识到镜子的上半部分不再是棕色的了。外科医生盖德先生给我做了检查，测试我的反应能力，并推荐了一位眼科医生。盖德先生彬彬有礼，看起来也很关心病人。他上了年纪，满头浓密的银发。我说他“上了年纪”是什么意思？他应该比我还小十岁呢。

宝拉给了我一块用银链子串着的圣克里斯托弗奖章。为什么给我？我问她。你太好了。为了让你一生都平平安安的，蒙斯图尔特先生。接着，她说。我出院时她不会在这儿。我什么时候出院？是啊，她说，你明天一早就会出院，但我明天是晚班。她吻了我的脸颊。好好照顾自己，小心点，注意邮局的货车。我喉头缩紧，双眼刺痛。亲爱又甜美的宝拉。至少我能活着走出这里了。

9月24日，星期五

特彭泰大道。回来的感觉特别奇怪，我以陌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些财物和家具。这是你的家，蒙斯图尔特，这些是你的财产。我感觉像登上了“玛丽·赛勒斯特号”<a id="commentRef_30022" href="#comment_30053">^[7]</a>。门后面堆着六十厘米高的传单和免费报纸。尽管我痛恨医院，但那里是安全的，是我所熟悉的；现在，我发现喧闹拥挤的城市才让我害怕。经历了数月集体病房的生活后，我体会到一种迫于无奈的孤独——可这是我以前很享受的。今天傍晚，我坐了半个小时，等别人帮我送来晚餐。家里什么食物都没有，所以，我只能跛着脚，走到康沃利斯去喝酒（医院借给我一根铝合金拐杖）。这里还是同样的老面孔，同样弥漫啤酒味的环境。老板点头示意，如同我昨天刚刚来过。我不是他最喜欢的顾客——因为我在他的地盘上总是逗留太长时间，而花的钱又不够多。我点了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还有两份猪肉派（印度老兵转交给我一大笔应急养老金。我目前手头还算宽裕），店主看到这个情况，露出罕见但并不真诚的微笑。

我看着这些顾客，这些喝酒的人——他们都是我的同类——我希望他们都去死。

1977年

如果写回忆录，我会把生命的这个阶段称为“狗食岁月”。我的成功只是假象。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车祸之后，我变得更穷了——如果还能更穷的话。皮姆利科的税涨了，所有的东西似乎都更贵了——我竟然还得花钱才能重新恢复供电和电话。我出离愤怒，我让他们永远切断我的电话线——马路尽头就有个挺好的电话亭。但很不幸，电我还是需要的。

我像个铁公鸡一样省吃俭用，总是在最便宜的超市无休止地比较着价格，我的生活就像一张由各种小小妥协和调适组成的清单。如果我用肥皂洗头，我分析，那我就不需要买洗发水了；要是我剃胡子也用肥皂，那就省了剃须膏了；要是我以批发价购买最便宜的肥皂，那我说不定还能挤出点钱买食物，诸如此类。我很少到公寓周边两百米之外的地方去——我所有的需求都能在这个小圈子里得到满足。我戒了烟，但我不愿戒酒。就这样，我把生活需求缩减到了最低限度。

那天，我正在研究各种炖菜罐头上的成分表，想找一种蔬菜含量最多的（从而减少我在购买蔬菜方面的支出），突然，我的胃被一个罐头上的红字吸引住了：“超大块兔肉，裹以浓郁肉汁”。我把罐头转过来，看到它的牌子叫“鲍泽”。这是一罐放错了货架的狗食罐头。可突然，我想到，如果我买下六罐“鲍泽”，再切点胡萝卜和洋葱，全放进锅里热一热，那这一大锅兔肉炖菜说不定够我吃一个礼拜。我可以就着米饭一起吃（辛格太太帮我从很远的仓储式商店买来了十千克一袋装的米），这样一来，我的营养和美食需求都将得到彻底满足，而且可以省一大笔钱。于是，我真这样做了。事实证明，鲍泽兔肉炖菜相当好吃，我还自由发挥地加了点番茄酱和不少伍斯特酱（我认为，最后这两种调料是加工各类狗食罐头必不可少的，根据我的经验，狗食都有很重的膻味，可能会让你一整天都摆脱不了那种余味，而胡椒就是最好的解药）。现在，我都去逛宠物食品的货架，比较各种价格和优惠商品。当我开始厌倦一种肉类后，我就换一种。通常我不会选牛肉——猪肝、鸡肉和兔肉是我的最爱。我的节俭已到了一定程度。

2月28日，星期一

昨天是我七十一岁生日，我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我意识到，我正变成一个小老头，我有着根深蒂固的习惯，我拄着拐杖走路，我有个塑料拉链钱包，里面装着六十八便士零钱，我在酒吧有最喜欢的座位，我总有着说不完的感叹和抱怨，夹杂偶尔出现的纯粹到令人害怕的厌世感。我在慢悠悠地走向死亡。

准备去康沃利斯喝半品脱啤酒庆生时，我经过一位老人身前。他是个酒鬼，是个乞丐，像是被困在了人行道边沿，他面前的马路如同令人生畏的峡湾，如同无法通航的大海。我正准备穿过马路去帮他，却突然发现，他是在对着下水道平静地撒尿呢。他自言自语，完全没有受到过往路人或震惊或好笑的目光的影响（小伙子们哈哈大笑，母亲们忙着拖走孩子）。我留在原地，对未来的可怕想象让我无法动弹。这可能就是你啊，蒙斯图尔特，我想，那种行尸走肉的状况可能并不像你以为的那样遥远。我必须做点什么。

我记得我在一家废弃商店的窗口看到过一幅海报：“SPK<a id="commentRef_30189" href="#comment_30233">^[8]</a>（Socialist Patients' Kollective，社会病患集团）。你可以帮忙。还能多赚点钱。现在就加入吧！”这条信息下面有个电话号码。我要是有再多一点点的钱，我也许就能有再多一点点的自尊了，我分析。

我在电话亭里打电话。对话如下——

男人：你好？

我：我想加入SPK。

男人：你了解我们的情况吗？

我：我看过你们的海报，仅此而已。不过我很熟悉怎么当病人。我在医院里住过几个月。我痛恨住院。我想做点什么——

男人：我们跟医院没有任何关系。

我：哦。（暂停）我不介意。我只想多赚点钱。你的海报上是这么说的。

男人：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姓。我可不想知道你的教名。

我：蒙斯图尔特。

男人：是复姓吗？

我：当然不是。

男人：你是老头吗？

我：呃，我不年轻了。

又是短暂的停顿，接着，他告诉我斯托克维尔的一个地址，让我下午五点去那儿。

地址在纳皮尔街上。我人生中的又一个纳皮尔：上一个纳皮尔帮了我的忙——所以这也应该是个不错的兆头。那是一幢半独立的大房子，维护得很差，墙上的灰泥在剥落。窗户上挂着床单和报纸当窗帘。在按响门铃前的最后一刻，我摘下了领带。我穿着套装（我总是穿套装——我只有套装可穿了）。一个年轻女人来开门，她的脸尖尖的，下巴短短的，戴着圆框眼镜，头发编成松散的粗辫子。“你好？”她满腹狐疑地说。“我是蒙斯图尔特。有人让我五点到这儿来。”她将门掩上。“约翰？”她朝屋里大喊，“这儿有个老头说他叫蒙斯图尔特。”“多老？”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很老。”她说。“让他进来。”

她带我走进一楼的大房间。沿着两面墙壁是放了各种装饰品的长桌以及万向台灯。前面窗户上挂着一床被子，挡住了外面的街道，壁炉周围，三张床垫摆成一圈。到处是帆布背包和购物袋，还有一堆堆的杂志和报纸、打开了的食品罐头，以及塑料可乐瓶。这让我想起莱昂内尔在村里的公寓。桌上是一份报纸的设计版面图及所有相关的设备——喷胶、马克笔、涂改液和两台电子打字机。除了在门口迎接我的姑娘，另外还有三个人。我被介绍给他们。尖脸姑娘叫布朗维尔；黑头发、刘海垂到眼睫毛的漂亮姑娘叫萝斯；留着稀疏胡须（胡须看起来像是被人随意一绺绺地拔掉了很多，留下裸露的地方）的男人自称哈利迪；最后，瘦高个、长相英俊、留着中分披肩长发的家伙（他看起来比其他人大，依我说应该有三十来岁）说：“还有我，我叫约翰。”

他们找到一把椅子，放到房间中央，让我坐下。接着，便开始了温和的审讯。约翰问我，为什么选择加入SPK。我觉得他可能想听到这样的答案，于是我便告诉他，我在圣波托尔福医院长期住院的经历让我震惊，更不用说给我留下的精神创伤了，所以，我想做点什么，维护病人的权利。我想，一个自称“社会病患集团”的组织也许正是我想要找的左翼团体。我想要帮忙，我想要尽自己所能——要是大家能了解现今医院的情况，那些老年病房的现状，那些近乎极权主义的——

约翰举起一只手，让我闭嘴；我发现他们都在偷笑，有点居高临下的意思。我告诉你吧，约翰说，我们不是促进国家卫生服务改革的组织。我说我不介意，我就是想做点什么——我不想再无所事事地坐着怨天尤人了，我想积极主动地做点什么。而且，我坦白，能多挣点钱也是好的。在经历了一辈子的辛勤工作和小有成就后，我发现自己如今竟然在贫困线下苦苦挣扎。能拥有头顶遮风挡雨的屋子，还得多亏一位无私慷慨的冰岛人，否则我将无家可归。接着，我又问了下一个问题：要是你们和医院、和病人权利都没有关系，那你们是干什么的？

萝斯：我们是反法西斯的。

我：我也反法西斯，巧了。

约翰：你知道德波<a id="commentRef_30373" href="#comment_30430">^[9]</a>和瓦纳格姆<a id="commentRef_30375" href="#comment_30446">^[10]</a>这两个名字吗？

我：不知道。

约翰：你听说过情境主义吗？

我：没有。

约翰：那乌尔丽克·迈因霍夫<a id="commentRef_30395" href="#comment_30460">^[11]</a>呢？一九六八年“五月革命”<a id="commentRef_30399" href="#comment_30482">^[12]</a>呢？

我：我得说，我一九六八年一整年都在尼日利亚。

约翰：你跟比亚法拉有关系吗？

我：我去那儿正好是战争要结束时。我想救个人出来。

哈利迪：你很厉害，兄弟。

布朗维尔：做得很好。